一脈相承的傳播法則 文 / 王 晨 《民國多少事》里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： 1918年的陳獨秀比較郁悶。從上一年開始，陳獨秀、胡適帶領一大批新文化運動的闖將發(fā)表大量言論，態(tài)度偏激，言辭激烈，矛頭直指文言文，恨不得把清末積貧積弱的國運都歸咎到“詩界千年靡靡風”上。他們從不同角度精心論證，大聲疾呼廢除文言，倡導白話。其中最有名的是1917年1月胡適在《新青年》發(fā)表的《文學改良芻議》，和2月陳獨秀發(fā)表的更為激進的《文學革命論》。 但是，這兩篇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極有歷史地位的文章，差一點就打了啞炮。 因為新派人物不遺余力地“妖魔化”文言文，卻只有他們幾個在自說自話、自彈自唱，“廢文言、倡白話”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觀點在當時幾乎沒人搭理，預料中守舊派“痛心疾首”、“如喪考妣”、被捅了馬蜂窩的情況并沒有出現(xiàn)。 場面如此冷清讓陳獨秀非常著急，于是他干了一件我們現(xiàn)在都非常熟悉的事：炒作。 陳獨秀找來新文化運動的兩名闖將，錢玄同和劉半農，合演一出雙簧：錢玄同以化名抨擊白話文，捍衛(wèi)舊文化，劉半農則以真名反唇相譏，在《新青年》同一期刊物上展開論戰(zhàn)。倆人都劍走偏鋒，把觀點推向極端，互相嘲諷，形成激烈交鋒。 為了防止論戰(zhàn)再次落空，劉半農的文章里特意舉林紓為例，說古文其實是不通之文，稱其為“桐城謬種”，并從林譯小說里挑出許多毛病“亮相”。 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：集中火力以林紓為活靶子，逗引林紓上陣反駁，防止論戰(zhàn)像上次那樣泥牛入海，毫無反響。 他們之所以選中林紓來充當這個倒霉的角色，是因為林紓名頭特大。除了其一時洛陽紙貴的翻譯小說外，他還是當時的頭號古文大師。樹一個文言文上最牛的人為靶子來攻擊，最能擴大“廢文言、倡白話”的影響。 果然，林紓坐不住了，參與了這場讓他在文化史上身敗名裂的論戰(zhàn)。 之后雙方說了什么，已經不重要了；重要的是，林紓連連出手批駁。 這就是陳獨秀想要的效果。一邊倒的比賽沒什么看頭，也會很快結束；只有雙方勢均力敵，打個不亦樂乎，一波三折，峰回路轉，觀眾才有興致投入。如果其中還有人犯規(guī)，潛規(guī)則，咆哮裁判，毆打狗仔隊，那更會引發(fā)滔天巨浪，把整個事件推向最高潮。 不幸的是，被氣瘋了的林紓還真這么干了。他寫了連載小說影射陳獨秀等人，極盡丑化之能事，開展人身攻擊和侮辱。 結果呢？ 轟動一時。之后不久，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，教科書正式采用白話文。 林紓慘敗，成了螳臂當車的“小丑”，載入史冊。 其實，林紓不但不反對白話文，還是最早用白話寫作的人之一！他的冤屈，就如同當今總是被誤解的任志強和馮小剛一樣深沉。 但是，這又有什么關系？大眾總是懶惰的，他們更愿意以臉譜化的方式來理解世界、歷史與他人。他們熱愛的是熱鬧本身，至于熱鬧的內容究竟是什么，在熱鬧之后，又有幾個記得，幾個深究？ 這就是亙古不變的人性，和一脈相承的傳播法則。(文章編號：3100501，收藏請編輯短信ＡＡ加文章編號發(fā)送至10661388661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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